圖書館的Memory
星期二, 3月 27, 2007
[+/-] : 扶輪社的美國交換生參觀圖書館
星期一, 3月 05, 2007
[+/-] : 知識力危機
此文引用自教授爸爸週記
大學校長會議在南部召開,報載成功大學校長高強,批評台灣的知名大學努力打拼「一流」,但只看到量化數字的累積,卻忽略了論文被引用率、技轉費用和外國學生素質的未見提升。
高強校長當然透視了量化思維所隱藏的癥結問題,但除此之外,我覺得過於鼓勵國外發表論文,追求SCI、SSCI,及A&HCI的數量,還引發台灣知識力斷層的潛在危機。
論文發表的目的,一者讓同儕共享研究發現。這是知識會被視為公共財,學界定位公共科學(Public science)的主因。但在此方面,研究人員重視的還在於研究創意夠不夠;沒有創意的研究再多,根本無法吸引同儕的閱讀及引用。
與全世界比起來,台灣的論文數不能算多,但依照資訊科學研究所最新的分析顯示,1996至2006這10年間,世界20名內的科研表現,台灣能夠排名第18,成績不能說太差。但再看每篇論文的被引率,平均為5.05,卻掉到20名之外。大陸的情況,比台灣還糟;論文數雖然全世界第6強,但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卻只有3.69。
看來兄弟之邦,都在努力追求曝光,因此努力鼓勵發表國外論文。但遺憾的是,被引率卻仍遙遙落後其他國家。反而是百慕達,論文數只有218篇,平均被引次數達18.94,排行世界第一。瑞士的10年論文數只有15萬4,291篇,平均被引次數卻達14.05。這兩個國家的論文數與美國的2,83萬1,004篇比起來,不啻小巫見大巫,平均被引次數卻都打敗美國的13.36。
這樣的數字告訴我們,數量多寡無法代表一個國家研究實力的全部。只要看看,台灣資訊產業風光發展的那幾年,監視器、鍵盤、滑鼠數量全世界第一的奇蹟,再看看現在的窘境,即知數量第一下的微薄收益,實在無法騙過明眼人的法眼。
論文發表的第二個目的,應是讓下一代能從前人的研究中,發掘知識及爬梳新的研究問題。對於外文尚未駕輕就熟的莘莘學子而言,國家必須累積足夠的本國文獻,讓他們能夠浸淫及吸收,由點而面,如水土保持般,逐漸積累成國家的知識力。
國內現行鼓勵國外投稿的政策,卻已開始引發當初未及思考的不意圖後果;台灣學生英文能力一向不好,如果國內較好的論文持續外流,這些學子要如何增長知識?如果冀望通過英檢,就能提升學術論文的閱讀能力,恐怕是癡人說夢!
這樣的問題,如果不及早因應,一方面知識逐漸流失到國外,只剩國外學者及少數國內研究人員,得以掌握這些文獻;另者,國內學子因為語言限制,又無法深入吸納這些成果,這恐怕是國內知識力喪失的最大危機了。
台灣高等教育機構突破160餘所引發的問題,就是政府未見出生率逐年下降的苦果。只知衝國外發表的論文數,不知進行國內知識的水土保持,會不會哪年開始,也出現了知識崩盤的土石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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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六, 3月 03, 2007
[+/-] : 公共圖書館何往
月前,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一位研究生,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我,說他的指導教授王志弘老師,要他找我當論文的口試委員。雖然對王志弘老師的研究及學術動能非常佩服,但要我當社發所碩士論文的口試委員,這確實是讓我覺得無法想像的奇招。當學生告知我,他的研究是以文化治理的角度,分析台北市圖書館的問題時,我終於恍然大悟,並答應他的要求。日前,這一份論文已通過了考試,學生也順利拿到學位。說實在地,我非常喜歡這份論文。原因之一,在於它以批判的角度,審視公共圖書館當前的所作所為,這些都是我一向關懷的面向。我現在因為事忙無法多寫,但看到他將我想講的都講出來,確實令人無限暢快。其中,作者直指圖書資訊學所發表的文獻,可以大類分為經營管理類、建築設計類,及資訊科技類三種。旨哉斯言!圖書館界這幾十年的探討,真是以這三個類別最多。作者以一個行外的人,一看就知其玄機,真是厲害。另外,作者針對ISO認證追求所產生的問題,亦有所著墨。ISO認證講求的是效率,這似乎與圖書館追求專業的理想有點距離。其他如誠品化的經營模式,作者也從讀者的反應中,得到並不全是肯定的例證。智慧型圖書館的推出,作者也批評,並未真正省了人力,反倒造成物化的系統,讓沒有辦卡的公民,根本無法享受這樣的服務。所有這些探討,真是言人之所未言。口試會場,我就坦白告訴委員,這樣的分析角度,在圖書館界是不可能出現的。因為在圖書館界,敞開雙手,大力歡迎新科技,反而是最主要的思潮。作者小小年紀,就看出這些問題,社發所訓練的深度,當然大有關係。其實,最令我點頭的,莫過於,研究結果指出受訪的館員,普遍認為自己只是文化勞工,每天忙碌的都是程序性的工作。他們覺得自己離專業很遠,更擔不起作者想要探討的文化中介者的角色。當天,來自銘傳大學建築所的黃老師,也講出自己的親身經歷。她納悶地指出,國內的圖書館員似乎失去了焦點,館藏的重要性,及提供讀者滿意的服務,她從公共圖書館使用的經驗中,一直都無法感受到。黃老師的一席話,確實令我感受良深。我也指出,台北作為一個大都會,有不少外籍人士,及流浪學者。後者指的是具備一定學位,他們對資訊有其必要需求。但因不屬於任何機構,注定無處借書,而公共圖書館對這二類讀者,因為西文書及學術書刊的不足,也注定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。這樣的問題,也延伸到移民工及外籍配偶的服務問題。圖書館目前為她們辦的識字班,基本上是天朝的角度,根本有違這些移民工的需要。不能提供這些人母語的讀物,談不上真正照顧弱勢族群的需求,而這對公共圖書館所謂「公共」的理想,其實有點諷刺。當天談到最後,我們一直關心的,還在於環繞文化公民權及社會空間的角度,圖書館能做什麼的問題。我也一直建議,作者能朝這個角度思考,為未來的公共圖書館擘劃可行的未來走向。除了發揮專業服務及蒐藏重要館藏的核心工作外,圖書館界如果能將圖書館建構為社會空間,強化追求文化公民權的理念,應該比較能提升圖書館員的社會地位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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